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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世界麻将组织主席中华麻将公开赛组委会名誉主席于光远先生【一】

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为海南博鳌“首届中华麻将论坛”而作

于光远

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为海南博鳌“首届中华麻将论坛”而作
于光远
    “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牌勿骄,失牌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
一一麻将的旨意与精神
    .    引  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史的国家,由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游戏活动形式之多当列世界之最。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和地下挖掘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的游戏繁衍出极其丰富的品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聪明与智慧,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戏的概念很广泛,顾名思义,带有娱乐的性质,与严肃的刻板的工作相对应。有的游戏简单通俗,有的雅俗共赏;有的带有竞赛性质,也有的与竞赛无关;有的益于健康,有的能伤及身心;有的重于体力、也有的重于智力。
    1995年我出版了《漫谈竞赛论》一书,书的篇幅不大,约五六万字,既讲了竞赛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涉及到对当代竞赛文化的分析。在这本小册子里,指出竞赛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也指出历史上很早就对竞赛作过研究。指出:孔夫子的论语中就提到过博弈。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琴棋书画的说法,没有忘记把“棋”放在重要的地位。而到了现代,竞赛论还成为一门系统的现代科学理论。
  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出了原始竞赛的概念,指出有一人竞赛、二人竞赛、多人竞赛、零和竞赛、非零和竞赛。在这本小册子里,对竞赛与赌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分析。为此专门写了一小节,其中涉及“竞赛中的赌博成份和非赌博成份”。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三部分”竞赛中的“致胜之道”一节中,提出计算和算计的区别,提出胜败的概念,并且在第四部分中,专门写了一节“希望看到竞赛文化的发展”。在第四部分中,还专门写了一节“关于围棋文化和麻将文化”。并且专门介绍一种传统的文化“倒同棋”。
    在《漫谈竞赛论》中对“棋”和“牌”做了区别的分析。指出“棋”这种游戏,在下棋的过程中一切都公开,而在打“牌”的过程中,它的全过程只有在最后才知道。在打“牌”的过程中,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公开,在进行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本人知道的秘密。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都属于“棋”,桥牌、麻将则属于“牌”。
    在众多品类的游戏中,“麻将”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大众化游戏形式。从麻将游戏被创造出来之后,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始终为人们所钟爱。
    麻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游戏形式,有人说起源于江南。据苏州杂文作家谷之新研究,麻将起源于江苏太仓的粮仓:“粮仓既设,雀患便生,守仓兵丁以捕麻雀为乐,仓官变鼓励为奖励,发给竹制等牌记数酬劳。这等牌上刻有字,可以用做游戏工具……这种游戏流传下来,演变成型,便成了麻将牌。”我虽然至今未见该书,因此,不知道如何作判断。我认为,这也许是麻将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只有麻将这种牌,才分“索”、“筒”、“万”,它们就是计算麻雀的数目的。“索”在江南的方言中,就是一束,也就是一串。“索子”中的一索,就是一只麻雀。苏州文学家谷之新说,太仓就把天上飞的麻雀念做麻将(ma jiang)的声音。 2000年10月,我到江苏的丹刚遇见了一位原太仓县的负责人,特别问太仓是不是把麻雀念做麻将(ma jiang),那位同志回答说是的。

首届麻将论坛嘉宾合影


    一、麻将的起源
    有关麻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关文字的记载也多有不同,而近现代人的考证虽大同小异,但能把麻将演变的历史讲得清楚的却不多。
    在《辞海》中“麻将牌”的释文是:“麻将牌,也作‘麻雀牌’,简称“雀牌”。博戏,始于清代,由‘马吊牌’演变而成。牌分“万、索、筒三门,每门一至九,各四张。另加中、发、白、东、南、西、北,各四张,共一百三十六张,后又增加花牌和百搭。(本文作的注:加花牌和百搭并不普遍) 四人同玩,每人十三张,以先合成四组另一对牌者为胜。‘马吊牌’这一条的释文是,古代博戏,始于明代中叶,因合四十叶纸牌而成,故称‘叶子戏’。牌分十字、万字、索字、文钱四门,前两门画水浒人像,后两门画钱索图形。四人同玩,每人八叶,余置中央,出牌以大打小。见明潘之恒《叶子谱》、冯梦龙《马吊牌经》。”这又是一种说法。在这种说法中,麻将牌和天上飞的麻雀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的麻将牌又叫麻雀牌。
    从《辞海》的这两释文当中可以有这样的判断:明代的马吊牌看来也是今天麻将的来源之一。
    近日马惠娣在网上(http://mjclub.net)浏览到一篇专讲“麻将由来”的文章,写得很认真、有根有据,不像演义或戏说。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对麻将的由来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因此,全文引在下面。提供给“博鳌麻将论坛”参考。

于光远先生为首届麻将大赛开牌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是由明末盛行的马吊牌、纸牌发展、演变而来的。而马吊牌、纸牌等娱乐游戏,又都与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娱乐游戏一一博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血缘”关系。现在流行的棋、牌等博弈戏娱,无不是在博戏的基础上发展、派生、演变而来的。
    古博戏始于何时,准确年代很难说清。据《史记》和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博戏的产生至少在殷纣王之前。(对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
    我国最早的博戏叫“六博”,有六支箸和12个棋子,箸是一种长形的竹制品,相当于今天打麻将牌时所用的骰子。据《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可知博戏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经》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坐,棋盘为12道,两头当中为水。把长方形的黑白各六个棋子放在棋盘上。又用鱼两枚,置于水中。比赛双方轮流掷琼(即骰子),根据掷采的大小,借以决定棋子前进的步数。棋子到达终点,将棋子竖起来,成为骁棋(或称枭棋)。成为骁的棋,便可入水“牵鱼”获筹。获六筹为胜。未成骁的棋,就称为散棋。骁棋可以攻击对方的棋子,也可以放弃行走的机会而不动,散棋却不可……
    汉魏以后,博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博戏中的棋子脱离琼而独立行棋,向象棋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游戏。而博戏的琼变为五木,即五个木制的骰子,也独立成为一种博戏用具,称为樗蒲。以掷点分胜负。(我说,他在湖南长沙看到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展览,其中就看到了博具。马王堆是汉代的贵妇人的坟墓)相传这又为曹植所造的骰子当时用玉制成,后改用骨制。变五木为两骰,立方体,其六面刻点,点数从一到六。所以当时又叫“双六”。
    博戏到了唐代,骰子成为一种独立的博具。并且由两个骰子变为六个骰子。据《西墅记》所载,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戏娱,唐明皇的战况不佳,只有让六个骰子中的两个骰子同时出现“四”才能转败为胜。于是唐明皇一面举骰投掷,一面连呼“重四”。骰子停定,正好重四。唐明皇大悦,命令高力士将骰子的四点涂为红色,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幺、四两面为红色,其余四面都是黑色。
    自唐代后,用六个骰子合成各种名目以决胜负的戏娱方法,在当时称为骰子格。在骰子格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最完善的戏娱用具是宋徽宗宣和年间产生的骨牌(又叫宣和牌,即现在一些地区仍流行的牌九、牛牌、天九牌)。骨牌用象牙或象骨制成,变骰子的立方体为长方体,变骰子的六面镂点为一面镂点。骨牌有21种花色。每色都是由两个骰子的点数组合而成,因此骨牌中最大为12点,最小为二点。每色有两张或一张,共32张。
    唐代中期,与骰予格同时,又有种叫“叶子戏”的游戏出现。关于叶子戏的由来,说法不一。唐《同冒公主传》说,“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这是最早的有关叶子戏的文字记载。此外还有几种说法:系叶子青所作;系妇人叶子所作;’系唐贺州刺史与艺妓叶茂莲船上戏骰子格。这些说法似乎都牵强附会。其实,当时所称的“叶子戏”,并非一种成形的游戏。只不过是玩骰子格时记录输赢数值的纸片。这可从欧阳修《归田录》中得到证明: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如今之手折,凡文字有备检查者以叶子写之。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文中所谈的叶子,就是纸片,但这种并非游戏,只是记录数值的纸片,我们却可以把它看成是麻将牌的鼻祖。
    汉魏以后的博戏,往往以金银等财物相赌,而所用金银,大多皆为锭或块,小胜小负,零星剪割,殊感不便,于是便制造了马(也叫马子)。马子一般用犀角、象牙或竹片制成,条状,长短不等。两面都画上彩色标记。记明本马所代表的金银重量。比赛时,输赢先用马子支取,比赛全部结束后,再以所得马子来兑换金银。至唐代时,使用纸片代替犀角、象牙、竹片等,记明金银重量,十百千万,各以花色记其一至九之数,类似今天的钞票、纸钱。与今天麻将牌中的筹码功能大致相同。古时筹与马略有区别:筹只表示胜负的次数,不表示胜负数值的大小;马则算明数值。后世则不分筹、马,统称筹码。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开始讲马吊牌的问题了。
    “到明代天启年间,本来作为游戏的附属品筹码,经过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戏娱用具,即马吊牌。
    马吊牌是一种纸制的牌,全副牌有40张,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4种花色。其中,万贯、索子两色是从一至九各一张;十万贯是从20万贯到90万贯,乃至百万贯、千万贯、万万贯各一张;文钱是从一至九,乃至半文(又叫枝花)、没文(又叫空汤)各一张。十万贯、万贯的牌面上画有《水浒》好汉的人像,万万贯自然派给了宋江,意即非大盗不能大富。索子、文钱的牌面上画索、钱图形。
     马吊牌由四人打,每人先取八张牌,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四人轮流出牌、取牌,出牌以大击小。打马吊牌有庄家、闲家之分。庄无定主,可轮流坐。因而三个闲家合力攻击庄家,使之下庄。
    成吊牌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但根据此牌是从马子演变而来,牌面上所画又都与钱有关:文钱是钱,一贯是一千文钱,索是穿钱的绳子,即钱串;而且古时一千文钱也叫一吊钱,从中似乎可以看到“马”与“吊”的影子。若如此认识,马吊牌的名称的涵义便不言自明,翻译过来,大概是‘关于钱的牌’。”
    现在这篇文章接着要讲现代麻将的形成:
    “在明末清初马吊牌盛行的同时,由马吊牌又派生出一种叫‘纸牌’(也叫默和牌)的戏娱用具。纸牌也是供四人打,由纸制成的牌长二寸许,宽不到一寸。纸牌开始共有60张,分为文钱、索子、万贯三种花色,其三色都是一至九各两张,另有幺头三色(即麻将牌中的中、发、白)各两张。斗纸牌时,四人各先取十张,以后再依次取牌、打牌。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叫一副,有三副另加一对牌者为胜。赢牌的称谓叫“和”(音胡)。一家打出牌,两家乃至三家同时告知,以得牌在先者为胜。这些牌目及玩法就很像今天的麻将牌了。这种牌戏在玩的过程中始终默不作声,所以又叫默和牌。
    其后,人们感到纸牌的张数太少,玩起来不能尽兴,于是把两副牌放在一起合成一副来玩,从此纸牌就变成120张。在玩法上,除了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可以成为一副以外,三张相同的牌也可以成为一副。也就是说,上手出的牌,下手需要还可以吃、碰。这时牌的组合就有了‘坎’(同门三张数字相连)、‘碰’(三张相同)、‘开杠’(四张相同)。此时的纸牌又叫‘碰和牌’。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中,贾母、薛姨妈、王熙凤等斗的就是碰和牌。书中写道: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凤姐正该发牌,便故意躇踌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是在薛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牌,再顶不下来的。”……
   二饼就是二文,文字门在马吊中已绘成圆饼状(见明潘之恒《叶子谱》),这里正是一个发出顶牌的例子。与此同时,骨牌中也出现了一种‘碰和’,将21种牌色每种五张合成一副。并且有了开杠、自摸加倍、相公陪打、诈胡受罚等规定。骨牌的这些打法和术语也由纸牌接受、继承下来。
    (《辞海》麻将这一条中说,麻将开始于清代。《红楼梦》中的一段故事,似乎可以证明麻将在清代就产生了。这里的“饼”似乎就是麻将里面的筒子。潘子恒《叶子谱》中说,马吊中的文字门画成了饼状,也就是钱状。这又是一种说法。不知道清代开始有麻将,而不是马吊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红楼梦》写的是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的事情。《红楼梦》里讲的故事,对我们的研究很有价值。《红楼梦》的确是一部描写当时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注)
大约到了清末,纸牌增加了东、南、西、北四色风牌(每色四张)。那时人们最常用的桌子是方桌,又叫八仙桌。八仙桌的名称是从就餐时可以坐八个人得来的。用于打牌时总是面向一方,这就限制在一方里不能坐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玩牌由四人来玩的习俗,四人各坐一方。人们还从四方得到了启发,在纸牌中增加了东、南、西、北风。至于三元牌中、发、白的增加,可能是人们对升官发财的向往。中就是中举(中解元、中会元、中状元,称为中三元),发即发财,中了举,做了官,自然也就发财了。白板可能是空白、清白之意。
    后来人们发现在玩麻将时常常把牌拿完了,也没有人做成牌,感到扫兴。为弥补这个缺憾,于是又增加了听用。最初的听用只增加两张,逐渐发展增加为更多的张,直到发展为有绘的麻将牌。但由于纸牌的数量一多,在取、舍、组合牌时十分不便,人们从骨牌中受到启发,渐渐改成骨制,把牌立在桌上,打起来就方便了。正宗的麻将牌从此开始。   
    至于说麻将牌名称的由来,现在无从考证。可能由发音讹变而来。吴人音“鸟”为diao,马吊牌就成了马鸟牌,麻鸟牌成了麻雀牌,再变成了麻将牌。

领导会见裁判员


    麻将牌形成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平民,无不喜爱。平民百姓们也从打麻将中得到了乐趣。有一个牌运好的人写了一首诗道: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中发白)兼四喜(东南西北),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远避,竹杠怕人敲。有这样的好牌运,谁能不高兴呢?
    这篇文章记录了麻将牌大致演变的历史轨迹。
    麻将是中华民族游戏史的一个缩影。它说明“人之初,性本玩”、“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这种玩乐的天性是由人的本能性生理需要所赋予的。
    麻将游戏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麻将娱乐本身的旨意和精神则在于:“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牌勿骄,失牌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这也是前人对参加打麻将的牌手曾有的要求。
    二、麻将游戏在国外
    麻将只有一百余张,(韩德乾同志查阅的资料表明,现在的麻将牌共有136张),打起来却丰富多彩,既斗智又斗勇,这实乃是麻将魅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麻将游戏在异域他邦也深受洋人的喜爱。
    网上有文章说,二十世纪20年代初期,麻将牌不仅在亚洲盛行,而且还流行欧美。当时出口的麻将牌,牌面上往往还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在欧美,把麻将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也不乏其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触角已经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近年来,有人开发出“麻将软件”,人坐在计算机前,按动键盘,就可以同计算机打起“雀战”,其乐无穷。
马惠娣从网站http://mjclub.net看到,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以及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
    日本之所以取得好成绩,与他们的竞技麻将运动十分普及有直接的关系。在东京和大坂等大城市,麻将馆遍布大街小巷,由于大小比赛不断,职业的竞技麻将手亦由此而生,从而使日本竞技麻将的水平大大提高。
    各地麻将组织负责人还商议,决定以后每年举办一届世界麻将赛,同时探讨成立世界性的麻将组织。
    尽管,中国是麻将的发源地,但世界上惟一一家麻将博物馆却坐落在日本东京郊外一个景色秀丽的旅游胜地附近。
    麻将博物馆是由一个叫野口恭一郎的出版商出面筹办的。1999年11月建成后已有数万人慕名而来。博物馆共分两层,展示着收集来的1万多册中日欧美麻将书籍、麻将桌、麻将器具和形形色色的麻将牌。麻将博物馆将展览分成不同风格和种类的展台。按地域分,中国是麻将的发源地,日本有发达的麻将文化,美国曾爆发过麻将热,欧洲麻将则成为贵人的游艺。按主题分,有麻将与人类和平,麻将与印章,麻将与历史,麻将与书籍等,令人眼花缭乱。
    麻将博物馆收藏有不少名贵麻将牌。其中最珍贵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用过的宫廷麻将“五彩螺钿牌”。它一套两副,牌体稍大的为男牌,稍小的为女牌。所谓男女有别,即便是贝勒公主也不能同桌玩牌。“五彩螺钿牌’’的贵重处在于每张牌背的图案均为极难雕刻的梅花图,要使螺钿牌背的图案一模一样,制作师非有鬼斧神工之力不可。另外,馆内收藏有一副20年代为梅兰芳特制的京剧麻将牌,风牌牌背以梅兰芳得意曲目“游龙戏凤”4字为图案。还有中国流传到美国的第一副麻将牌、法国制造的竹制牌、加拿大的石头牌等。有趣的是,欧美的麻将仍大多使用“八万”、“东风”、“发财”等汉字。为帮助不会汉语的人辨认,麻将牌的左上角分别标有阿拉伯数字或英文缩写。
    麻将用具也不一而足。如中国清代的红木云石麻将桌椅,方桌方凳均使用云南高级红木制作,桌面是暗花纹大理石。该麻将桌被摆在二楼展厅入口处,显示了博物馆主人对其的珍爱。还有一副透视眼镜,看起来与平常眼镜无异,但与特殊麻将牌配套却可以把敌家的牌看得一清二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该博物馆甚至收藏了具备透视功能的隐型眼镜。有了它,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现代“赌王”。
    关于麻将历史与文化的书籍是麻将博物馆最丰富的部分。比如1357年明太祖朱元璋敕造发行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面额l贯的纸币上有10束10枚丈钱的图案,据说这就是麻将祖先“马吊’’的起源。人们在参观时还看到一张1923年美国《纽约时报》上的麻将广告,某教会开了一个麻将学习班正招聘学员,每人学费10美元。看来当时学麻将还是高消费呢!
    在堆积如山的麻将书籍中,有中国1920年刊印的《麻将扑克秘诀》,美国1923年出版的英文麻将规则,日本1926年出版的《麻将通》,甚至收入了中国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麻将大全》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麻将比赛规则。麻将博物馆专门印刷中日英三种语言版本的中国麻将比赛规则书籍,冠名为“国际标准规则”。日本一些漫画家也不甘寂寞,专画麻将题材的漫画,销路倒也不错。毕竟日本有1000万麻将迷呢。  
麻将博物馆除了收藏麻将,还大力推广麻将文化。博物馆定期出版有关麻将的文化书籍,从今年1月起还出版了麻将会报季刊,并生产了麻将点心、麻将清酒、麻将茶具等各种纪念品。以野口恭一郎为首的麻将爱好者还不时赴中国各地访问,探访麻将渊源,切磋麻将技艺。虽然建立麻将博物馆耗资巨大,但这些“麻迷”们似乎乐此不疲。(上述文字选自:http://mjclub.net)
我听说,日本首相中曾根曾经打算送给中国一个自动洗麻将牌的设备,这就是说当一局打完后,桌上的牌下降到桌下,砌好的牌就自动升上来,可以不间断地打麻将。我听说之后表示,打完牌自己洗、自己砌是一种休息,在这期间大家还可以说说话,因此,我不大赞成。最近我还听说,现在北京也可以买到这样的麻将桌。

大会名誉主席于光远先生、龚育之先生鉴赏取得冠亚、季、军的印章


三、麻将与中国人
有人夸张地形容:“在中国,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战。”可见麻将游戏之魅力。
    马惠娣在网上(http://mjclub.net)看到梁实秋写的以“麻将”为题的文章。该文属美文一篇,文字潇洒,文品高洁,他认为他的长辈们对麻将很有偏见。梁实秋写到:“我的家庭守旧,绝对禁赌,根本没有麻将牌。从小不知麻将为何物。除夕到上元开赌禁,以掷骰子状元红为限,下注三十几个铜板,每次不超过一二小时。有一次我斗胆问起,麻将怎个打法。家君正色曰:“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心里留下一个并不正确的印象,以为麻将与八大胡同有什么密切关联。
    后来出国留学,在轮船的娱乐室内看见有几位同学作方城戏,才大开眼界,觉得那一百三十六张骨牌倒是很好玩的。有人热心指点,我也没学会。这时候麻将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笑士林。
    下面的文字作者还记叙了近现代几位大名人的鲜为人知的有关玩麻将的旧闻佚事,让人“开眼”,也让我们领略“大人物”也是性情中人。
    “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麻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一一窍不通,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麻将?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
    麻将不过是一种游戏,玩玩有何不可?何况贤者不免。梁任公先生即是此中老手。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读书兴趣浓厚,可以废寝忘食,还有功夫打牌?打牌兴亦不浅,上了牌桌全神贯注,焉能想到读书?二者的诱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见。书读多了,没有什么害处,顶多变成不更事的书呆子,文弱书生。经常不断的十圈二十圈麻将打下去,那毛病可就大了。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
    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抗战期间,后方的人,忙的是忙得不可开交,闲的是闷得发慌。不知是谁诌了四句俚词:‘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四个人凑在一起,天造地设,不打麻将怎么办?雅舍也备有麻将,只是备不时之需。有一回有客自重庆来,第二天就回去,要求在雅舍止宿一夜。我们没有招待客人住宿的设备,颇有难色,客人建议打个通宵麻将。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于是我也不得不凑一角。这一夜打下来,天旋地转,我只剩得奄奄一息,誓言以后在任何情形之下,再也不肯做这种成仁取义的事。
     麻将之中自有乐趣。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麻将就怕‘长考’。一家长考,三家暴躁。
     下面这段文字当则对先前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们在牌局上的行为举止做了极其细腻的刻画,可谓跃然纸上、活龙活现。从中可一窥“富人们”是如何打发他们的闲暇时间的 (我曾看过一篇卢作孚的文章,对麻将有一种说法,以牌桌上的作为,来比喻商场和官场。讲得很有意思。我在文章中曾经引用过他的话。可是一下子找不出来了。――作者注)!
    “以我所知,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在桌牌上我看见过真正春笋一般的玉指洗牌砌牌,灵巧无比。(美国佬的粗笨大手砌牌需要一根大尺往前一推,否则牌就摆不直!)我也曾听说某一位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虽然她最后崩溃以至于吃什么吐什么!)男人们要上班,就无法和女性比。我认识的女性之中有一位特别长于麻将,经常午间起床,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呼朋引类,麻将开场,一直打到夜深。雍容俯仰,满室生春。不仅是技压侪(发‘才’音)辈(同辈),赢多输少。我的朋友卢冀野是个倜傥不羁的名士,他和这位太太打过多次麻将,他说:‘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矣。’甘拜下风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年,梁实秋路过广州,目睹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与爱好,文中说:“路过广州,耳畔常闻噼噼啪啪的牌声,而且我在路边看见一辆停着的大卡车,上面也居然摆着一张八仙桌,四个人露天酣战,行人视若无睹。餐馆里打麻将,早巳通行,更无论矣。在台湾,据说麻将之风仍然很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有些地方的寓公寓婆亦不能免。麻将的诱惑力太大。”
    这个场面也不是广东独有,可以说由南至北、自西向东、从城市到农村,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曾有把四川成都建成“麻将之都”的大讨论。
我在八十年代到成都去出差,亲眼看到有邻街开着门的住家,里面有许多桌麻将在打。我找当地的人做调查后知道,在那时的成都哪一家人家有红白喜事,来的客人就打麻将。因为打麻将的人越多,表示这一家越有面子。据马惠娣实地了解,在四川乐山市就有沿江“黑松林”绵延3—4公里长的“麻将一条街”。今昔相比,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
    回到梁实秋的文章:
“王尔德说过:‘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出参差。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寻乐,往往是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费时误事的大道理就不必说了。有人说卫生麻将又有何妨?想想看,鸦片烟有没有卫生鸦片,海洛因有没有卫生海洛因?大凡卫生麻将,结果常是有碍卫生。起初输赢小,渐渐提升。起初是朋友,渐渐成赌友,一旦成为赌友,没有交情可言。我曾看见两位朋友,都是斯文中人,为了甲扣了乙一张牌,宁可自己不和而不让乙和,事后还洋洋得意,以牌示乙,乙大怒。甲说在牌桌上损人不利己的事是可以做的,话不投机,大打出手,人仰桌翻。我又记得另外一桌,庄家连和七把,依然手顺,把另外三家气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结果是勉强终局,不欢而散。赢家固然高兴,可是输家的脸看了未必好受。有了这些经验,看了牌局我就怕,坐壁上观也没兴趣。何况本来是个穷措大,‘黑板上进来白板上出去’也未免太惨。” 
这段描述我们并不陌生、不惊异,只是心里有点惨然。怎么一个好端端的游戏便被糟蹋到这个地步了呢?孰是孰非?谁扭曲了麻将?虽然梁实秋并未对此做出评论,但此公十分善良,循循善诱地劝诫道:“对于沉湎于此道中的朋友们,无论男女,我并不一概诅咒。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隐痛,藉此忘忧,如同吸食鸦片一样久而上瘾,不易戒掉。其实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筹码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

领导与首届麻将大赛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合影


    四、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麻将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它与其他许多游戏精华的品类一样,表现着我们民族的聪明与智慧。同样,麻将也是休闲的方式之一,都属于享受的范围。
    麻将为什么会在它不断演变的历史中,不仅没有失传、弱化,反而变得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流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它?作为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在哪里?
    当然也有人,甚至有很多人,或更多的人在“玩麻将中丧志”,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有人主张把麻将禁了。上一节讲到的那个老华侨的文章,最后写的就是“如同吸食鸦片一样久而上瘾,不易戒掉。其实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筹码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对禁止麻将这件事情,支持者众多,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还有人总结出“麻将文化”,即:盯庄家、看下家、防对家,自私自利且单打独斗,不讲互惠与合作。这种说法虽失偏颇,但也不无依据。又听说,近些年来,麻将还成了“行贿、索贿”的场所,许多人在此或失足、或敛财、或官运亨通。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证据凿凿。因此,有人就憎恶麻将,把麻将游戏当成万丈深渊……
    众所周知,打麻将在日本也非常普遍。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许多城市,尤其在东京,城市的闹市区中到处是“麻雀”两字的招牌,说明那里有打麻将的俱乐部。据我在东京了解,有“麻雀”招牌的俱乐部的门虽然邻街,但只是小小的一个门,而俱乐部在楼上。在俱乐部打麻将的方式,是每个打麻将的人规定要出不多的钱。四个人当中的赢家不出,由其他三位输家出。赢家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白打。而输家输的就是俱乐部的收入。这样的作法我看不能算做是赌博。在那里,也是男女老幼皆玩、童叟妇孺皆知,却没听说麻将把人引入歧途,更没听说麻将让这个民族颓废、不思进取。
    此外,由于日本人对麻将的喜爱和普及,他们很早就创造了一套竞赛规则,这一点在你们博鳌发的资料中,已有这方面的材料了。
    我国的“麻将竞技比赛规则”是1998年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并对其他各国的麻将运动产生了很大很强的影响。据悉,1998年底,广州举办了全国竞技麻将比赛,当时共有四十支队参赛。这次全国麻将赛本来打算每年举办一届,但后来由于某些人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很好地理解“提倡竞技、引导休闲、反对赌博”这一宗旨,全国麻将锦标赛自第一届后便没了下文。在全国范围内,麻将虽然广受大众喜爱,但其地位不高,名声与赌博相同,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只有为数不多的省市成立了麻将协会(均属当地的体育总会)。
    麻将在中国的境遇如此之耐人寻味!但是,无论是正面问题还是负面问题,我们都没有理由回避、漠视不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把一个好端端的游戏戏弄成如此不能登大雅之堂?这里试着分析一些原因与解决方法:
    1、在我们国家,对玩的认识歧义很多。比如,在汉语里,对玩的释义多种多样,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作为动词的“玩”就有这样几个解释:①玩耍:②做某种文体运动;③使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④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⑤观赏。等等。而在《汉语成语大词典》中有关玩的成语,更是让人对“玩”不敢恭维,什么“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玩忽职守”、“玩火自焚”、“玩法徇私”等。当然,玩字的各种用法,已约定俗成,不能禁止对这些字、词的使用。但是“玩”字中有这么多贬义的含义和贬义的用法,深深影响了我们对待“玩”的态度。因而,玩就不是正事,玩就不能有正事。也正因为如此,麻将就不能登大雅之堂,麻将就不能列入竞赛,政府就可以不管。中国有许多至理名言,讲的都是抽象的道理,并不具体。但“入之初,性本玩”既直观,又现实。人一生下来就喜欢玩,顺应这个天性是有益的。在玩中学,更有效率。
因此再次呼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因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玩具是人的第一本教科书。
    2、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如果说,麻将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和效果,那也决不是麻将本身的过错。在对待麻将的问题上,我们,其中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应很好地、认真地、深刻地反省我们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哪些方面应做出改善,如何因势利导,而不是放任自流,等等。毛泽东曾说,麻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出的三大贡献之一。麻将作为源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今被全世界认可,如果我们自己不将此“国技”加以发扬光大,却拱手相送与他邦,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因此,我们应该统一认识上的问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推广竞技麻将,引导大众,将麻将活动引导上健康、科学、友好的道路上来。
    3、应当将麻将纳入正式的竞技比赛之中,并研究麻将的学术和技术问题。当然,无论哪种游戏比赛,都是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规则,而且常常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行为学的范畴。研究它的时候,又要运用数学、逻辑学、聪明学、创造学等方法,而且又带有哲理性。比如研究麻将竞赛就要有数学家、电子专家、机械专家和游乐专家的共同努力。集中的人才水平越高、创造出来的项目、设备就越高级。
    4、创新的方法问题。要多学一点聪明学,多学一点创造学。创造首先就要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把各方面的人才集中起来,大家动脑筋交换思想很有必要。从事创造的人一是脑瓜子要灵,一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既要注意去看现存东西的不足之处,又要看到可以从哪些方面下功夫改进,创新不是凭空进行的,总要有所依托,有某种基础。创新者要善于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进新的东西,并且适合于时代的需要。创新有程度上的不同。有崭新的创造,也有对原有的事物加以改造。有的在竞赛的内容上没有特别新的地方,但是从经济上看成本低、占用的场地小,受到群众的欢迎。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之。
    5、我们要从西方人玩游戏中获得启示。比如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扑克游戏,受此游戏的启发,他们先后研究出“博弈论”和“纳什均衡”理论。遗憾的是,麻将游戏中有那么多的智慧和复杂的变化,完全可以与扑克牌等量齐观,但我们却没开发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和思维方式。
    6、现在,我们已有闲暇时间114天,再加上平日里八小时以外的自由时间,可以说,休闲成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老百姓的闲暇时间利用不好,也会出大问题。现在我们不想去讲整个社会业余时间支配的问题,只讲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休闲活动的。这部分时间不少,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它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且它对整个社会生活也有积极的意义,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休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活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其次从劳动者个人进步来说,休闲本身虽然是轻松的事,不是学习、不是工作,但是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个人知识的长进、素质的提高也起着积极作用(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讲求休闲文化)。还有,对做好业内工二作来说,休闲得好,生活得到调剂,工作起来效率可以提高。外国谚语“工作时间好好地工作,玩的时间好好地玩”就有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休闲,就会在精神上带来不好的结果,影响工作。这些都是常识,是用不着多说的。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为此,要做一系列的工作,而我们工作的根据是要对我国打麻将的情况做一番研究。在博鳌举行的这次论坛,就带有研究的性质。而且应该是比较高级的研究。参加会议的人,我想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提倡不同意见的讨论。在这里也提倡“百家争鸣”。做好调查研究与分析,这样会对原来某些不同的看法产生新的共识。
    比如,我看到龚育之为博鳌的这次活动写了十六个字的题词:“高手竞技,大众娱乐。远离赌博,杜绝贿赂。”而我给这次活动的题词写的是“麻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当今麻将文化存在某种衰落的现象,值得注意。至于有人有意把麻将引入赌博歧途,则需坚决制止。麻将的游戏规则,也有待于研究改进,而且要注意区分起鼓励进取心的输赢和真正的赌博。我们要使麻将成为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手段。”这都涉及到赌博的问题,龚育之提出的原则是远离赌博;我的原则是反对把麻将引入赌博歧途,但是我又主张把鼓励进取心的输赢和真正的赌博分开。我没有写明白这里说的输赢包括有钱的输赢。我的司机每逢假期在家里和他的亲戚们打麻将,他们家里打麻将的输赢的办法是同日本东京有些类似。入局的人每人拿十元人民币,而赢家,就赢其他三人拿出的三十元人民币。他们这种计算钱的输赢就这么一点点——三十元人民币。我的司机说没有这个输赢打麻将就没有劲儿了。我想这样的钱的输赢也许合乎龚育之的“远离赌博”。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赌博和输赢,而且金钱上的输赢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在我的《漫谈竞赛论》中说:竞赛和赌博不是一回事,在我国的语言和西方的语言中它们也都是可以分辨开来的。两者的区别是:在赌博中有金钱或其它物质财富的输赢,没有这种输赢的是我说的原始竞赛。真正的赌博和原始竞赛有许多不同的规律性,比方说真正的赌博就有个赌本问题。赌本足,输得起,能够打下去,有机会转输为赢。赌本不足,输了,没有办法,只能退出。赌本足的人打牌时敢冒风险,魄力就大,赢的机会就多,败得也会更惨。在《漫谈竞赛论》中我认为在赌博中与原始竞赛相比,参加者有一种对物质财富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有大有小,可以小到虽然有最后的输赢,但不能称之为赌博的程度。我不知道参加论坛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持怎样的分析方法。
    当然,也有些看法只能求同存异。关于麻将竞赛的规则,我和参加会议的人有分歧,包括与1998年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麻将竞技比赛规则”的分歧可能相当大。在举行这次比赛当中,我决定妥协,接受这种比赛规则。但是,我不会按照规则去参加比赛,因为我不懂得这种规则,打不好。但是我不反对大家按照这种规则比赛。我说我的方法会在论坛当中发表。
    我还认为,麻将虽然是互相信任和朋友之间的游戏,但麻将作为比赛有它不可避免的缺点。比方说,如果真的有人要“抬轿子”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避免。可是我想在这次比赛当中,这种“抬轿子”的现象根本不会发生。
    我们举行的麻将比赛,在这一点上具有某种示范的性质。


    参考文献
  [1]于光远,《漫谈竞赛论》,第一版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二版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2]于光远、马惠娣:“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见《黄海学术论坛》,学林出版社,2003年8月
[3] http://mjclub.net
[4]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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